张大千笔下的兰州牡丹

《佛头青》

《泼墨紫》

高羔

兰州位于西北黄土高原，也是花果之城。牡丹花性喜凉爽，兰州的自然条件极适宜牡丹的生长。《甘肃新通志》载，牡丹“惟兰州较盛，五色具备。”张大千西行敦煌之时，因缘际会欣赏到兰州牡丹，并通过其传神之笔描绘出来，增进了兰州牡丹的知名度和美誉度。

1941年4月，张大千西行敦煌临摹壁画，到达兰州后，游览了兰州周边的名胜，盘桓一月有余。此时已时值暮春，张大千前往金天观赴宴，欣赏了名不虚传的雷坛牡丹。当张大千一行结束了敦煌壁画的临摹工作，1943年回到兰州时，再一次目睹了兰州牡丹花盛开的繁盛景象。

雷坛即今天的兰州市工人文化宫，这里原为唐代云峰寺旧址，宋代改为九阳观。因地处兰州城池正西，在五行中西方属金，故名金天观。

对于雷坛的牡丹，清代陕西醴泉翰林、书画家宋伯鲁曾有记载。光绪三十二年(公元1906年)，他应伊犁将军长庚之聘，赴新疆途中，于农历三月十三抵兰州，小住数日。三月二十三，宋伯鲁由自己的门生吴建常（学者吴宓教授的嗣父）陪同，游览金天观，观赏紫牡丹。宋氏所著《西辕琐记》载，是日看黄河浮桥后，“复游金天观。观之后，牡丹逾百株，高可寻丈，著花数千头，异荂蓲蘛，如日如火，奇馥发越，迥异尘凡。”宋氏看到一百多株高大牡丹，盛开数千朵，有如日照之烈，火着之炽，奇香飘发，受到震撼，不由发出这里是迥异人间的天上阆苑的赞叹。

兰州旧有观赏牡丹的习俗。清末谭嗣同侍奉宦游兰州的父亲谭继洵，曾将他欣赏到的兰州牡丹花，描述在他的《石菊影庐笔识》中：“（兰州牡丹）凡百数十本，本著花以百计，高或过屋。”爱花的张大千，又岂可放弃观赏兰州牡丹的机会。

据当地文史学家邓明在《兰州牡丹甲雷坛》一文中提到，当时地方军政宴请张大千，席设兰州雷坛花园，而雷坛的牡丹为兰州最盛。

张大千先生曾于1944年创制了一幅《泼墨紫》牡丹工笔图，送给友人。牡丹雍容华贵，色泽绚丽浓艳，唐代曾誉为“国花”。自古以来，牡丹花也是一些丹青高手描摹的对象。宋代院体画把工笔牡丹细分为佛头青、照殿红、泼墨紫三种。牡丹虽美却极难画好，若只重妆彩浓艳，必定俗丽不堪，尤其是画工笔牡丹，更易刻板僵滞。张大千画花卉向来以荷花知名，其实他各种花卉无不擅长，他的花卉取法于元明文人写意风格，特别是自1943年从敦煌临习壁画归来后，开始转变画风，致力于精工细笔、赋彩妍丽的画法。因此，张大千工笔牡丹，别自俏立，独成一家。

这幅《泼墨紫》先以淡墨细笔勾出轮廓，花瓣先用花青打底，再用洋红敷染多次，并用深洋红留出水线，最后加勾泥金醒出精神。枝叶则先以赭石打底，再上石绿，多次勾染之余，不但画出紫色牡丹艳丽神秘的高彩度特质，更使花瓣有浮凸出画面的立体感，表现出枝叶的转折向背，以及牡丹生长的自然意态和富丽堂皇的形态。张大千在这幅画上还题了一段长跋：

“不数姚家与魏家，却从仙府驻仙车。

金城四月春如海，泼墨争看第一花。

皋兰雷坛道观牡丹百数十丛，率多名种。泼墨紫推为第一。晚春初夏，万萼婆娑，萦倚争发。初日微烘，露华末坠。浓姿半軃，宝马香车，士女如云。惊赏留恋，抵暮不去。辛巳（1941年）、癸未（1943年）两过彼都，恭逢其盛。追忆昔游，作图寄意。甲申十二月，大千张爰。”

张目寒题签：“大千居士写泼墨紫。目寒署。”因此幅《泼墨紫》是张大千自敦煌归来后所作，所以画作框缘以花卉图绘作边饰，显然是受到敦煌藻饰图案的影响。此外，张大千还创作一幅《佛头青》工笔牡丹，并题跋：

“唐人画牡丹金碧辉映、烂若云锦。昔居海上，于王雪岑丈斋中见刁光胤五色牡丹、彊村翁斋中见道君皇帝佛头青，并效唐法。元明以来，写意虽复轻腻可爱，而秾姿贵彩不可得见矣。甲申秋日爰记。”钤印：张爰印信（白文）、大千（朱文）。这幅《佛头青》与《泼墨紫》是一对。大千以名贵的石青、石绿重彩渲染牡丹的花瓣及花叶，使花瓣有浮凸画面的立体感，将枝叶的转折向背及牡丹的自然形态表现得淋漓尽致。从题跋中可知，其效仿晚唐刁光胤和宋徽宗，取其浓姿贵彩的工笔风格，使其金碧璀璨，富丽堂皇，满幅画面只画一枝牡丹，妙在以绿叶布满画面，却不掩偏于一侧之牡丹的妩姿媚态。勾线精妙，敷色涂染，花与叶均分布着丰富的层次，单而不减、繁而不乱，光色艳发，妙穷毫厘。

　　牡丹素有“花中之王”的美誉，欧阳修在《洛阳牡丹图》中的一句“洛阳地脉花最宜，牡丹尤为天下奇”，使洛阳牡丹千百年来被世人所夸赞和称颂。也许古时囿于交通不便，一些文人骚客无缘一睹兰州牡丹的风采。张大千西行敦煌，因缘际会欣赏到兰州牡丹，并通过其传神之笔描绘出来，增进了兰州牡丹的知名度和美誉度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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